從小到大，生命中總是不斷的出現難題，儘管可以理解，卻不能得到讓自己安心的答案，結果很快的就會認為事情就是如此，造成日後對很多事物的認知僅停留在很表面的層次，同時也慢慢的失去了自主與判斷的能力。從汪老師的談話中得知「覺」的重要性，對我來說那就像本身內在的覺醒，可以漸漸的發現自己或是事物的本質，不再輕易的受到外在的片段的資訊所干擾，然而思考的方向也應該要推向另一個更深的層次，這樣才能觸及事物的核心，相反的若是遠離了本質，那麼事情將變的一發不可收拾。
請問汪老師
1.汪老師提到的「感」是否反映了現實社會中所存在的問題，身處現實環境之中，我們是否該認真去看待與面對
2. 建築往往介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如果能過完完全全的往「覺」的方向發展，建築是否能被建造，我們是否還能稱他為建築？
請問羅老師
1.從老師介紹的建築裡，體會到如何創造空間本身的故事性與張力，同時也反映了基地特性，但這樣的精神是否可以精準的傳達給每個使用者？
2.關於建築的未來，有許多新的問題等著我們去解決，建築的生命與精神是否會有所改變？
1 則留言:
嗨！C組六人行，謝謝你們的提問！你們的問題雖不盡相同，卻約略有個共同的方向，因此我希望也能給出一個綜合性的回答。
事實上，十四日下午在你們班上的討論，要比晚上的演講還要來得「深刻」許多；原因很簡單，「生命的學問」極為玄妙與幽微，實在不大適合聚眾宣說，唯適合少數友朋間的砥礪切磋……
這裡，其實也涉及了你們提問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即是：作「學問」，究竟與自身生命相不相干？（這個問題當然也包括了：作「建築」，究竟與自身生命相不相干？）換句話說，「學問」究竟是生命以內之事、為生命所涵括？還是超脫於生命之外、抽離於生活本身？
哲學家胡賽爾在其「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1935/36)一書中，對文藝復興以降，歐洲人如何逐漸將「學問」與自身生命相割離，不僅做了詳盡的歷史解析，也道出了他極為哀切的警言；因為，這麼許許多多的所謂「現代學術」，它們在「人之生而為人的意義」這個生命中總是最為迫切的問題上，往往保持沉默、避而不答。久而久之，人們或者根本忘記了這個問題、或者給出最難堪的答案。其最終後果則是：「人性的喪失」。
在報紙上總也能經常性地看到類似的消息：某某科學家證實了某某動物（例如「老鼠」）有某種「高級能力」（例如能計數、能衡量剩餘價值），於是報紙給出了這麼一個標題：老鼠也有經濟學頭腦。
這裡，難道不是隱藏著對於人性的污衊、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的棄守嗎？難道這標題不應該是：「經濟性思考不過是連老鼠也會的技倆，而人類則決不僅於如此」嗎？難道我們早已忘記了「經濟學」作為一門人類的學問（以至於任何一門其他的學問）總還有著一個「經世濟民」的無限崇高理想嗎？難道我們已經滿足於自己僅僅與「鼠類」有著相同的生命目的了嗎？
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卻深入刻劃出目前世界上普遍的生活與價值狀態。然而，捫心自問，你認為你的身體或性別就能涵蓋整全的你嗎？或者，能以你「骨骼的構成」來理解你泉湧般的生命嗎？或者，能以那迷戀於某個品牌而不能自拔的你來說明你生活的深刻價值嗎？如果不能，我們又如何能如此來理解其他的人以及整個的人性呢？同樣的，又如何能將建築只貶抑為材料、構法、功能或「美學」呢？
正是在這一點上，「學問」必得關聯於個人內在的「覺悟」才稱得上是「學問」；亦即，它必得是、而且始終是一種「自身的決定」；決定什麼呢？決定事事物物恰如其分的意義與價值呀！若非如此，而只任隨外物流轉，「感發」多而「覺悟（決定）」少，最後往往很難避免於自傷以及傷人、傷物；亦即，對自己、對人及對物不當的價值貶抑。
立下宏大的志願吧！以你、以建築彰顯人性之尊嚴、參贊天地之化育吧！
莫說這志願太不現實，只因我們遺忘這責任太久罷了！
「學問」並非孤立於我們的生命之外，因此學問之途也就如同我們的生命一般，難免有所顛簸與迂迴。孔子四十方才不惑，近人牟宗三則勸人別讀他四十歲以前的著作；因此，定下一個遠大目標卻不心急，仍是我所能給年輕的你們最衷心的勸告。趁著現在體力好、記性高，不妨有系統地多方攝取，將視野逐漸拓展開來，並且不時地將所學放入自己日常生活中印證其得失，隨著年齡增長培養起自己獨立判斷的能力。轉折之處，「盡棄所學」也是經常會出現的狀況，然而大目標在前，也就無所驚疑了。
值此入學之初，謹以此向你們致上我最誠摯的祝願！
P.S. 因與此次談論主題頗為相關，附上三年前舊文一篇，仍與你們共勉！
說明：此文乃為人文雜誌《一九六八》試刊號「法西斯主義美學專輯」所寫。2005年夏季，雜誌於上海發行後旋即停刊，編輯人員離散；筆者欲索其刊印樣本而終不可得。
「聾、盲、爽、發狂」，有誰不是法西斯？
——從建築師夏隆的中國研究談起
汪文琦
1944年8月15日，經過一年多來的空襲轟炸，柏林早已成了半個廢墟。在仍未破曉的昏暗中，戰爭期間一直留在這裡的建築師夏隆（Hans Scharoun）寫信給他的捷克友人施拉培塔（Lubomir Slapeta）:
「現在，我們將自己消耗殆盡了！“耗盡”和“創作”到底有甚麼關聯呢？或則，置諸死地而後生？經常，當我在周日畫畫的時候，它似乎成為一種可能。」
幾天之後，試圖進行最後抵抗的納粹政權，開始徵召全國所有介於16歲到65歲的男性入伍，號稱其為“民族先鋒”。翌年5月，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了一段充滿野心的法西斯政權，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
夏隆為德國二O年代文化界先鋒派運動中的主要成員。1933年希特勒掌權之後，嚴厲批判先鋒派為「墮落的藝術」。在肅殺的政治氣候中，大批知識分子及藝術家出亡他國。然而，不同於他昔日的戰友們，夏隆選擇了繼續留在柏林。在同一封信裡，他接下去的句子其實是：
「此外，我常常騎自行車。一方面出於必要，一方面出於：“踩踏”的樂趣（因為，頻頻遭受踐踏的不然總是我們）。」
夏隆用了一個淺白的比喻，卻一語道盡他十餘年來在納粹政權下的親身感受。只不過，儘管如此，在這段歲月中他其實遠遠沒有把目光局限、停留在“現實”中；“現實”是那已經置入死地的部分，真實的卻是那不斷地死而復生——與其追問法西斯的面貌，不如探求如何才能避免成為法西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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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年底，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立共同作戰協定。同樣的時間、同樣在柏林，夏隆在黑林（Hugo Haering）和李承寬的伴隨下，開始大量研究中國傳統的思想與文化。大戰終結，希特勒的極權統治結束了，他們的研究工作卻沒有停止，並且終其一生持續進行著。
德國在二十世紀的最初三十年間，不僅累積了大批中國古典文獻的優良翻譯，在各個專業範圍內，例如：工藝美術、都市規划、城市建築……等方面也有可觀的研究成果出現。而正是在這些基礎上，夏隆、黑林和李承寬開始進一步深入探討：在中國傳統都市、建築的形式背後，是否也有人類邁入現代社會過程中可資借鑒的精神素質與內涵。同時，他們也關註在西方文明衝擊下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就手邊可收集到的期刊資料，他們觀察、研究並評論當時在中國所展開的建築與城市規劃項目。
例如，他們檢討了三O年代期間開始進行的「大上海計劃」、其中的行政區規劃及不同建築的設計。對於行政區規劃採取歐洲式中軸十字交叉，建築物大都採取歐美式大型量體並又安上中式屋頂的作法，認為其皆徹底違反既有傳統中的精神原則，而在討論中提出他們嚴峻的批評。
事實上，一如同時期的「南京首都計劃」，「大上海計劃」也屬於1927年北伐成功、中國形式上的統一之後，由國民政府所推動的大型都市建設項目。然而，這一時期的國家體制，依照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建國程序，乃是由所謂「軍政時期」進入了「訓政時期」。在這最終要進入「憲政時期」前的過渡階段中，國家的政權與治權則完全隸屬於國民黨，也就是實施「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所謂「一黨專政」。不難想見，在這樣由國家動亂進入到集權統治的時期，其所推動的大型都市建設，也帶有濃厚的宣示化、教條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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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參與國民革命，最後潛心治學的我國近代哲學家熊十力，在他三○年代初期的信札中，也頻頻表示對於當時黨政獨裁、中央集權，以至國敗官邪、強貪巨污等種種現象的巨大憂心。而事實上，他在這個時期前後所逐漸架構起來的「體用哲學」，可以說即是對於長期以來世界種種“非人”現象的反思，並試圖重新以先秦哲學為基礎，探問人之所以生而為人的哲理根源。
在一次談話中，有一名學生並不認可熊十力的說法，即：「一般人其實並不會自我察視他曾否有思維作用」。這名韓姓學生認為，一般人都是善於用思的；老師的說法未免過於菲薄了人。熊十力因此接連以兩封信函對這名學生解說了「思」的含義。
「思」的嚴格意義即是「心的內斂作用；不同於耳目等官能的曏外攝取作用，心的特殊性在於其專一內斂的功用上。目能視、耳能聞，然而視而能明、聞而能聰，則非仰賴心的內斂明睿作用不可。「思」，雖然是憑藉耳目等官能而發起，卻能不隨耳目官能迷亂奔流，並且反過來主宰耳目官能，展現其辨別裁制的作用。熊十力認為，然而一般人卻大多習於憑藉耳目等官能而活動、憑藉向外攝取作用的“不思而得”。因此，耳目官能奪占了心的思維作用，好比禽獸有所知覺卻不能說具有「心」的明睿作用；最終，人也就成為老子所呵斥的“聾、盲、爽、發狂”了。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熊十力區分了心所主導的明睿之思與為耳目官能所役使的慾望之思；並且指出，一般人其實放棄了自己心的明睿思維作用，只是自身也並不如此覺察罷了！
在整個世界法西斯色彩如此濃烈的時代中，熊十力所作出的區分，其實非常有助於釐清“法西斯”與“耳目官能”間的微妙關係。如果我們注意到，無論哪一種形態的法西斯——政權的、宗教的、科技的、學術的、商業的、媒體的……等等——一方面總是透過各種方式盡其可能地擴大人的各種官能性，一方面卻又終是伴隨著大多數人的“聾、盲、爽、發狂”樣態；那麼，熊十力的提問便顯然分外重要：在生活中起主導作用的，究竟是耳目等官能？或是心的思維呢？這其實也是一個「是獸？是人？」或者「有誰不是法西斯？」的提問。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的慨嘆，深且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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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多年來對於中國傳統形態的研究，二戰後任教於柏林工業大學的夏隆，經常在課堂上以中國古代城市規劃、都市建築，甚至人民生活形態為例，對照比較西方及現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
例如，他注意到「軸線」的問題——這恐怕是任何形態的法西斯在視覺化的過程中都絕不會放棄的要素之一吧！夏隆提及，在中國傳統中，卻比較少利用那種原始的、視覺和行動相依的“貫穿式軸線”。大多時候，對古代中國人而言，所謂「軸線」是一種生活內在精神秩序的表徵；因此之故，一座城市、一個地方，在繁茂的生活中也就總是布滿種種不同距離、不同性質，形形色色的軸線。這些軸線或遠或近、或輕或重，跨越過大地，共同編織成一匹色彩斑斕的布幅。人們環繞、進出於這些軸線生活著，更有些時候，軸線根本是斷斷續續、不連貫的，其終點甚至不過是一次旅行的回憶罷了！對於這些「軸線」，對於這些「內在秩序」，重要的並不是看到它、行走於它、震懾於它，而是人們知道、瞭解它。夏隆因此認為，古代中國人成功地將事物形態由「感知層面」提昇到了「思維層面」。
另一方面，作為建築師的夏隆，晚年也完成了不少重要作品；其中，引起人們最多討論的除了柏林愛樂音樂廳之外，還有在他過世之後才完工的柏林國家圖書館。
事實上，在戰爭期間對於「大上海計劃」的討論中，夏隆、黑林和李承寬也曾就其中已經完工的上海圖書館進行詳細討論。他們提出，依據傳統中的精神原則，這圖書館決絕於環境的龐大量體應該要分解和低矮化，並且當遍布於林園地景之中，彼此分散卻又於一個共通的精神中互相應和，……。
夏隆所設計的國家圖書館，倒是在二十餘年後呼應了當年的討論。走進外觀平易素凈、入口低矮的國家圖書館，沿著寬平的樓梯上到天光柔和、高敞開闊的主閱覽室，稻田般分割的大、小閱覽區高低錯落、各自朝不同方向在面前散布開來。查找資料、閱讀書刊，這裡是人們吸收知識、開發智能的處所；在行動中、在靜坐時，空間疏朗，有方向感卻不定於一方，時時移轉又不致於迷失，沒有強加給人的指使，在這裡每個人都得憑靠自身建立起一道思維的「軸線」。這些軸線當然是看不見的，人們只能知道它，然後彼此密密編織。
建造，只是提供一方處所、一個機會；但願，心的專一內斂終於主宰耳目等官能的馳聘奔流。否則，又有誰不是法西斯呢？
（附註）
• 夏隆信函請參見Achim Wendschuh所編Hans Scharoun——Zeichungen,Aquarelle,Texte,頁93.
• 熊十力信函請參見《十力語要》卷一，〈答韓生〉與〈再答韓生〉。
• 夏隆等人對於「大上海計劃」的研究及夏隆的課堂講義，為柏林藝術院檔案室（SAdK）收藏；檔案編號分別為HHA-01-996/5 及 SCHI/5。
（圖片）
• 夏隆，（無題），水彩，29.8*23.8。二戰期間建築師夏隆於柏林借由繪畫尋求“置諸死地而後生”。這裡為當時留下的261幅畫作之一。
• 「大上海計劃」中的政治區計劃圖，1931年。
• 「大上海計劃」首先完成了一批文教設施，整個計劃終因日本侵華而中斷。圖為上海市立圖書館，董大酉設計，1935年竣工。
• 在一個教人憂心的年代，1932年10月，熊十力首先發錶了其《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圖為馬一浮的題簽。
• 對於體現生活內在精神秩序的「軸線」，重要的是人們知道它，而不是看到它。圖為遜茨（Alfred Schinz）對於泰山軸線的描繪，人們環繞地進出於這軸線。
• 入口低矮、量體分散而融入地景中的柏林國家圖書館。夏隆設計，1964年競圖首奬。
• 柏林國家圖書館，主閱覽室樓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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